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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畢業論文(經典范文6篇)

來源:未知 作者:王老師
發布于:2021-04-30 共16092字

  巴金生于1904年,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文學泰斗.在他的眾多作品中,多數的散文以及小說作品以描寫家庭生活為主,或是反映各階層人民的苦難和反抗斗爭,帶有強烈的自傳性,用貼近身邊生活的素材來控訴社會現狀,表現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下面是搜索整理的巴金畢業論文6篇,供大家參考閱讀。

  巴金畢業論文第一篇:從《利娜》看巴金文學寫作的發生

  摘要:中篇小說《利娜》是巴金對有關歐美虛無黨人著述閱讀和接受的“副產品”,是根據多個前文本改作而成的。巴金借由對利娜這一異國女子形象的重塑,向真誠而勇于奉獻自己的中外革命者表達由衷敬意。從《利娜》的寫作我們可以發現,巴金自始至終是一個以筆為劍的戰士,表達個人愛憎和夢想是他從事文學寫作的巨大驅動力。

  關鍵詞:利娜; 巴金; 前文本; 童話;

  The Occurrence of Ba Jin's Literary Writing from Lina

  Qiao Shi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novella Lina is a " by-product" of Ba Jin's 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the writings of European and European nihilists,which is adapted from several previous text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Lina,a foreign woman,Ba Jin express sincere respect for the sincere and brave dedication of their own revolution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writing of Lina,we can find that Ba Jin is always a soldier who uses pen as sword,and expressing his personal love,hate and dream is the great driving force of his literary writing.

  中篇小說《利娜》是巴金1934年10月在去日本橫濱之前應靳以、卞之琳在北京編輯的《水星月刊》連載小說之需而寫作的,小說以書信體方式講述了這樣一個發生在俄國的“革命加戀愛”的故事。單純善良的俄國貴族少女利娜,結識了剛從圣彼得堡大學畢業的波利司并深深迷戀上了他,波利司是一個虛無黨人,他憤慨于當時俄羅斯社會的不公、專制和世風日下,常常向利娜灌輸革命道理,后來因思想激進而被捕并受盡折磨,但寧肯自殺,也不出賣自己的同志。利娜深受感動,為營救波利司而東奔西走,在這個過程中見識到俄羅斯上流社會的種種骯臟和墮落情形:教士為謀求擢升而背離職業道德,副官、秘書為營求錢財而敲詐勒索,總督夫人為貪圖首飾而不顧廉恥,總督因垂涎美色而下流卑鄙。波利司關于“教士是卑鄙的,女人是無恥的,官僚是腐敗的”一切斷言都得到了確證。在波利司的大義感召下,在保姆瓦爾華娜的影響下,利娜也開始積極接近虛無黨人并成為其中的一員,她和同伴薇娜在鄉下當小學教員和做醫生,向農民宣講革命學說,并因此被捕。利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礦坑里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礦洞中她與同樣被流放到此從事鐵路勞作的波利司再次相遇并終成眷屬。

  眾所周知,如《虛無黨奇話》《八寶匣》《女虛無黨》《東歐女豪杰》一類俄國虛無黨人的譯作或原創風行一時是在清末民初,作品中反對專制制度而富于犧牲精神的熱血青年及其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對中國讀者的影響甚巨:“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F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1]到了20世紀30年代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已呈頹勢之際,仍出現《利娜》這樣講述俄國虛無黨人生活的小說,則屬于逆時而動,巴金此時在創作中仍有巨大興趣和動力關注俄國虛無黨人的斗爭生活,個中滋味值得探究。畢竟,這不單單涉及到《利娜》這一個文本或者利娜這個人物形象的生成問題,還與巴金文學寫作的驅動力緊密關聯。

  一、《利娜》的“前文本”

  1940年,《利娜》出版單行本之際,巴金對小說寫作有這樣的前情交代:“這小說寫來并不費力,這是根據六十年前一個俄國女子寫給她的女友的信函重寫的,里面所述大半是當時的實事。我雖然增加了一點材料,但也是從許多可靠的歷史的著述里采取來的。第一封信內的一首散文詩是從意大利犯罪學者龍布洛梭的一本題作《安那其主義者》的法文書中轉引來的。原信本有二十六封,經我刪改合并,成了現在的十九封信,而且連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動,原信內還有許多發揮當時流行的虛無主義的理論的地方,現在都經我刪去了。”[2]1時隔多年,巴金再次強調該小說取材的真實性:“小說的確是根據一本叫做《一個虛無主義者的書信》的法文小冊子改寫的,原信二十六封,經我刪改合并,縮成十九封,連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動。”[3]

  由巴金的介紹可知,《利娜》的“前文本”主要有以下三個來源:

  其一,一本《一個虛無主義者的書信》的法文小冊子。盡管我們今天已經無從知曉其著作人、體裁等更詳盡更具體的信息,但其對《利娜》的故事和形態生成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們可以經由《利娜》略微窺知該書的樣貌和內容:該書具有著比較強的紀實性,“里面所述大半是當時的實事”;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因此帶有相當的社會批評性,“還有許多發揮當時流行的虛無主義的理論的地方”;是書信體,“原信本有二十六封”。據其改寫而成的《利娜》只是在信件的數量上有刪改合并,理論色彩上有消褪,故事材料上有增加。

  其二,有著“近代犯罪學之父”之稱的意大利犯罪人類學家龍布洛梭(1836—1909)的《安那其主義者》一書中的一首散文詩。該詩被《利娜》“征用”為一位患肺病而死在牢獄中的女性革命者臨死前的作品。從這首散文詩的內容來看,抒情主人公身穿粗布衣裳、光著雙腳走到“那些悲嘆、呻吟的同胞的身旁”、走到“那些悲慘、貧困的村莊”,盡管這些工作讓她“疲困非常”,仍樂此不疲,她對人民和故鄉的熱愛卻令她獲罪于當局遭到迫害,但她仍然堅信“理想終于會勝利,你們要壓制它也不能”,毫不畏懼審判官和劊子手們加諸自身的種種刑罰。利娜的革命遭遇恰好和這首散文詩所書寫的內容高度相似:利娜去到鄉村世界里從事小學教員和醫生工作,向民眾宣講革命道理而被捕遭流放做苦役,但其革命意志沒有發生任何動搖。顯然,龍布洛梭的散文詩之所以能被《利娜》原文照錄,就在于其所書寫和表達的虛無黨人的遭遇、情感、訴求與利娜這樣的虛無黨人乃至于同樣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巴金本人都高度聲氣相投。追求眾生平等與幸福的夢想在巴金來說是一以貫之的,即使在改天換地后的20世紀50年代,巴金仍借著精神偶像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凡宰特之口表達如是人生夢想:“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我的任務是宣傳和平,我認為我的任務是把人類團結得更緊密。我愿意每張嘴都有面包,每個家都有住宅,每個小孩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4]

  其三,“許多可靠的歷史的著述”。巴金沒有具體提及這些著述都有哪些,但是我們可以從巴金此前的閱讀和寫作中大致找到這些“前文本”,比如嶺南羽衣女士所著的帶有編譯性質的小說《東歐女豪杰》。1928年寫作小說《滅亡》前后的時間里,巴金完成了報告文學《斷頭臺上》、人物傳記《俄羅斯十女杰》和社會歷史著作《俄國社會運動史話》的寫作,這三本著作相繼于1929年、1930年和1935年得以出版,它們“材料的來源是共同的,寫作時的心境也是類似的”[5],帶有很強的編譯色彩。在《俄羅斯十女杰·緒言》中,巴金提到了這樣一些參考著述:司特普尼亞克的《地下的俄羅斯》,英國蒲列路克《俄羅斯之英雄與女杰》,屠格涅夫散文詩《在門檻上》,赫爾岑《回憶錄》,奈克拉索夫名詩《俄羅斯婦女》,狄可密若夫《政治的和社會的俄羅斯》,佐治·克倫《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羅曼·羅蘭名劇《愛與死之激斗》,獨意奇《西伯利亞之十六年》,等等。在《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再版題記》中,巴金對有關參考書目有這樣的說明:“我自己生在二十世紀,又生在中國,不能夠看見書中所敘述的事情,不能夠認識書中所描寫的人物,因此只得依據別人的書。我手邊還有一部Kulczuchi的三厚冊的《俄國革命史》,還有J.Prelooker,Rapport,Masaryk,Bienstock諸人的書,此外還有參加當時的運動的許多人的回憶錄或別的著作。譬如Tikhomiroff,Stopniak,Figmer諸人的書,都是研究十九世紀俄國革命運動史的可信賴的著述。”[6]顯然,所謂“許多可靠的歷史的著述”是包括了社會歷史著作、回憶錄、傳記、詩歌、小說、戲劇等在內的,它們彼此相互指涉和啟發,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互文性,而巴金此時小說、報告文學、人物傳記、社會歷史等的寫作或翻譯,體裁雖說有不同,但從內容到形式上也都具有這種相互關涉彼此牽連的特點,如巴金在塑造《滅亡》《新生》中的兩個無政府主義者杜大心、李冷時就明顯受到了歐美虛無黨人傳記的影響;再如巴金行文多少會顯得有些不知節制,其所著所譯的文本往往相互重復,甚至會根據表達需要將他人作品“移花接木”,比如傳記《俄羅斯十女杰》第四章《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附錄了巴金翻譯的司特普尼亞克《地下的俄羅斯》中的《圣彼得堡旅行記》的部分內容,第五章《薇娜·妃格念爾》和第六章《路狄密娜·福爾鏗席太因》的諸多內容均來自妃格念爾的《自敘傳》;《俄羅斯十女杰·緒言》交代了龍布洛梭書中那首散文詩的作者是1877年“五十人案件”中一個患肺病而死在牢獄中的女子,還全文照錄了這首散文詩,小說《利娜》將其作為利娜朋友的原創作品加以展示;《俄羅斯十女杰·緒言》結尾是巴金對俄羅斯女性的祝福語:“俄羅斯的女兒喲,我祝福你!”《利娜》的結尾是利娜致信好友請求祝福:“請你為我們的結合祝福罷。請你為我們那個偉大的母親的前途祝福罷。”

  歐美虛無黨人的革命經歷、“歷史著述”或小說與巴金寫作之間的精神關聯清晰可見!独取匪v述的故事、所塑造的人物、所采用的結構都是有諸多原型或母本作為參照的,這就令《利娜》的寫作更偏重于“實”而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了傳記色彩,一切如巴金所說:“倘使沒有那幾本外國書,我絕不能夠寫出這樣的小說。而且倘使沒有那許多許多男女青年的獻身事跡,連著幾本外國書也不會有,更不必提到我的小說了”[2]2。

  二、對中外革命者的致敬

  有如許多“前文本”做參照,《利娜》中的波利司、利娜等虛無黨人俱有所依是確鑿無疑的。不妨看看都有哪些人物身上的精神質素或事跡參與了《利娜》的人物構成。

  《利娜》中的波利司是一個對俄羅斯社會現實有著清醒認識并進行犀利批判的滔滔不絕的演說家兼革命家。在巴金《斷頭臺上》這本講述俄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多國虛無黨人革命活動的報告文學集中,美國虛無黨人柏爾森司、司柏司,法國虛無黨人瓦揚、加賽利,日本虛無黨人和田久太郎,意大利的凡宰特等就都是激情洋溢、嫉惡如仇的演說家兼革命家,他們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熱情,大富豪的女兒凡冉特女士甚至在旁聽美國虛無黨人司柏司的法庭演講時愛上了這個無政府主義革命者,愿意和被判死刑的司柏司結婚!独取分,利娜本來是對俄羅斯社會現實、普通百姓疾苦一無所知的貴族少女,在經由波利司令人動容的激情演說而意識到了俄國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理解了波利司的革命訴求,進而對波利司發生了不可遏制的愛情。所以,利娜身上有現實生活中的富家女凡冉特女士的影子。

  當然,作為巴金雜取種種而合成的“這一個”,利娜身上還分明流淌著“俄羅斯十女杰”為代表的新一代俄羅斯年輕女性的血液。在《俄羅斯十女杰》中,巴金主要寫了薇娜·沙蘇麗奇、蘇菲·包婷娜、游珊·海富孟、薇娜·妃格念爾、路狄密娜·福爾鏗席太因等十位俄羅斯革命女杰,這些投身于救濟人民教導人民事業中的年輕女性雖出身貴族家庭,卻拋棄了錦衣玉食,從事為被壓迫階級謀幸福的革命運動,在鄉村里做看護做醫生做教員,靠自己的手藝生活,或者從事暗殺剝削者的活動。利娜是在拋棄了榮華富貴后而積極接近貧苦大眾的,她和女伴薇娜在鄉村從事教員和醫生工作的同時,積極向普通民眾宣揚革命道理。值得提及的是,“十女杰”中的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和蘇菲·包婷娜對利娜的塑造貢獻甚大。據《俄羅斯十女杰》《〈門檻〉前記》《〈獻給蘇菲·巴爾亭娜〉譯者附記》等巴金有關文字介紹,我們獲知:巴金十一二歲在閱讀嶺南羽衣女士的未竟之作《東歐女豪杰》時就為堅毅果斷的女豪杰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動容流涕;蘇菲·包婷娜曾游學瑞士,回國后拋棄貴族小姐身份而去做普通工人,后來因宣傳革命思想而被捕入獄,被判決在西伯利亞礦坑中作苦工九年。再者,司特普尼亞克《地下的俄羅斯》中的波蘭女虛無黨人利娜顯然對巴金寫作《利娜》有不小啟發,利娜是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的女友,其在致司特普尼亞克的信件中講述了蘇菲亞的革命經歷,還講述自己受托付通過熟識的警務部達官貴人探聽行刺沙皇者的消息,小說《利娜》中有利娜為營救波利司而向總督求助的情節。在8 000多字的《俄羅斯十女杰·緒言》中,巴金對俄國女子的殉道事業以及眾多俄羅斯作家、歷史學家筆下的可尊敬的俄羅斯女性進行了追溯:屠格涅夫《在門檻上》中那個已經預備忍受一切痛苦和打擊而義無反顧踏入門檻的無名少女;狄可密若夫《政治的和社會的俄羅斯》中的舍棄一切資財而去做苦工的貴族少女;涅克拉索夫名詩《俄羅斯婦女》中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以金枝玉葉之身拋棄了榮華富貴到西伯利亞尋找丈夫,最后一節寫福爾恭斯基親王夫婦在西伯利亞礦洞中相會的情形令人萬分感動;波龍斯基筆下被囚禁在窄小囚室里的包婷娜;司特普尼亞克《沙皇治下的俄羅斯》中因為參加革命運動而受終身苦役的女子,因為營救政治犯親人而甘愿犧牲自己幸福的母親、妻子或情人;獨意奇《西伯利亞之十六年》中加拉監獄里誓死抗爭決不妥協的女囚們……也就是說,這些獲得俄羅斯文學作品或歷史著作眷顧的可親可敬的俄羅斯革命女性都在利娜形象構成上有所貢獻,比如利娜到酷寒的西伯利亞尋找被流放到那里的戀人波利司,二人在礦洞中相遇,就顯然得益于涅克拉索夫名詩《俄羅斯婦女》的啟迪;還有,利娜在赴往西伯利亞途中目睹了當時被牽連在革命案件里的留學瑞士的女學生:“她們是犯人的妻子、情人、姊妹、女兒。不管空氣怎樣寒冷,她們的四肢冷得發抖,牙齒凍得打顫,她們依舊鼓起勇氣,繼續跟著她們的親愛的人走。”巴金在《俄羅斯十女杰·緒言》中就提到十二月黨人的妻子之后俄羅斯所出現的新一代女性,她們為了追求知識而遠適異邦甚至自愿跟隨她們被流放的丈夫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簡言之,利娜這一虛實參半的文學形象固然有著巴金的發揮和創造,但離不開巴金對諸多“前文本”以及現實生活的閱讀和改造。諸多被定格在俄羅斯文學和史學著作中的無所畏懼的革命女性的經歷和精神在《利娜》中得到了明確清晰的再現。

  如果說,《利娜》是巴金對有關歐美虛無黨人著述接受的一次小說“反哺”,則巴金同一時間段寫作的表現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革命運動的小說《愛情的三部曲》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屬于對追躡歐美虛無黨人革命足跡的國人的精神“反饋”!独取钒l表時用的是“歐陽鏡蓉”的筆名,巴金1934年4月在《文學季刊》上發表連載《電》時就曾用過這個筆名。巴金是在1931年夏天到1933年12月期間完成了《愛情的三部曲》的,“我所寫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們并不空談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強加給別人。他們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誠地、不聲不響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們身上始終保留著那個發光的東西,它就是———不為自己。”[7]《愛情的三部曲》中的男女革命青年俱與俄法女虛無黨人發生著深刻的精神聯系!队辍分,張太太(玉雯)就被吳仁民和別的同志們稱作“蘇菲亞”,她因為沒有遭遇到理想中的男子而毅然服毒自殺;《雷》中的慧不滿意于自己只是被人視作“蘇菲亞”;《電》中的碧在獲悉同伴雄和智元被敵人捉拿的消息后,想到了法國山岳黨人。俄羅斯革命女性薇娜·妃格念爾的自傳《回憶錄》對小說中的男女革命者起到的精神熏陶和滋養作用更得到有力凸顯:《雨》中,陳真先后閱讀這部《回憶錄》四遍,每讀一遍總要流不少的眼淚;陳真的革命伙伴方亞丹也熱衷尋找和閱讀這本書,并認為“那是一本好書”,同樣為它“流過眼淚”;至于“小資產階級女性”李佩珠能在后來成長為堅強勇敢的女革命者,妃格念爾的精神影響更是居功至偉,李佩珠在獲讀妃格念爾的《回憶錄》之后所受到的精神觸動一如接觸到波利司革命言論的利娜那樣革命激情迅速被點燃:“從這本書里面一個異邦的女孩站起來,在她的面前發育生長,長成一個偉大的人格:拋棄了富裕的家庭,離開了資產階級的丈夫,到民間去,把從瑞士學來的醫學知識用來救濟貧寒鄉村的農民。她經歷過種種的革命階段,變成了一個使沙皇顫栗震恐的‘最可怕的女人’,革命運動的領袖,一代青年的指路明燈。她在黑暗的牢獄里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來叩門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到人間,重回到社會運動里來。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堅強的性格與信仰,偉大的人格的吸引力。”故此,利娜絕不僅僅是一個異域女子、一個歷史存在了,她已經從西方來到中國,成為一個鮮活的本土女性,是現實中國一切愿意為了理想、正義和真理而犧牲自身的人們的化身。巴金借由對利娜這一異國女子形象的重塑,向利娜、波利司等一班真誠而勇于奉獻自己的中外革命者表達由衷敬意。

  在《俄羅斯十女杰》中,巴金曾這樣評價屠格涅夫的《門檻》:“屠格納夫所描寫的不是僅僅一兩個的女杰,而是全俄羅斯幾代的革命女青年。屠格納夫不僅描寫了他當時的俄國女革命黨人,而且也描寫了在他底時代以前和以后的俄國女郎。”我們不妨套用這番話如是評說《利娜》:巴金在《利娜》中所描寫的不是僅僅一兩個的女杰,而是全俄羅斯幾代的革命女青年。巴金不僅描寫了他當時的各國女革命黨人,而且也描寫了在他的時代以前和以后的各國女郎。

  三、以筆為劍的“改作”

  盡管《利娜》為巴金對諸多“前文本”尤其是異域文本的改作而非“創作”,巴金仍很喜愛《利娜》:“我很喜歡這個作品,因為在這里面話說得非常痛快”[2]2。僅僅用“敝帚自珍”來解釋巴金的這種感情,不免失之簡單。要知道,在談到《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家》《隨想錄》《我的自傳》等的寫作或翻譯時,巴金也都常常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喜歡。還有,巴金何以會對異域文本和生活發生如此興趣?類似的文本改作之于他有著怎樣的意義?這一切耐人尋味。

  在《利娜》之前,巴金寫過《房東太太》(1929)、《洛伯爾先生》(1930)、《父與女》(1930)、《愛的摧殘》(1930)、《啞了底三弦琴》(1930)、《墓園》(1931)等大量講述外國人生活遭遇和情感經歷的小說,其中就頗有幾篇小說屬于改作前人之作,如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普通法國百姓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令母親失去兒子的《房東太太》是根據美國記者喬治·凱南的一篇真實報道改寫而成,表達俄國加拉監獄中的囚犯對三弦琴不忍釋手的《啞了底三弦琴》的故事同樣來自凱南的短篇《歌唱的猛禽》。無論是巴金留法生活經歷的反映,還是巴金文學閱讀和接受的“副產品”,此類異域小說實則關聯著巴金對窮苦人心靈創痛的觸摸,對藝術、愛情、自由、平等、幸福等美好事物或觀念的肯定和向往!独取吩谶@一類抨擊罪惡的社會制度和無良的壓迫階級、表達對自由平等理念的捍衛和追求的域外小說中,無疑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尤其是小說借由利娜、波利司之口銳意直擊專制殘暴的社會制度,批判力度要遠勝于巴金其他的異域小說。

  眾所周知,對異域文本進行編譯改寫的文學現象在清末民初文壇譯界是屢見不鮮的。梁啟超與羅普合著的小說《十五小豪杰》實則是根據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小說《兩年假期》的日譯本翻譯改寫而來,對少年巴金發生很大影響的嶺南羽衣女士的未竟之作《東歐女豪杰》同樣有不少編譯成分,魯迅《斯巴達之魂》《哀塵》《月界旅行》等早期小說也都屬于翻譯改寫而成。在新舊時代交替更換之際所出現的這一類“改作”往往被視作“服務于思想構建,幫助文學與社會實現演進等目的”的“政治行為”[8],關乎改作者對未來美好生活、對理想民族國家的想象,巴金的“改作”及其相關的域外書寫也不例外,他絕無意于借此渲染異國風情,而更重視普天之下人們共同的生活境遇和相同的精神追求:“他們同是人類的一份子,他們是同樣具有人性的生物。他們所追求的都是同樣的東西———青春,活動,自由,幸福,愛情,不僅為他們自己,而且也為別的人,為他們所知道、所深愛的人們。失去了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類共有的悲哀。”既然認同和追求普世價值,則同樣浸透著“血和淚,愛和恨,悲哀和快樂”[9]的文本便沒有異域或本土、原創或改作之區分,表現異域歷史上的虛無黨人革命斗爭的《利娜》有借古說今、引“西”道“中”、寓“實”于“虛”之意,實為巴金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之作。巴金此間諸如《斷頭臺上》《俄羅斯十女杰》《利娜》《愛情的三部曲》等實實虛虛的文本就都是其為一切革命前驅者所筑造的心靈祭壇,巴金更在意對他們精神的開掘并努力將其化作自己的生命底色。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巴金對《利娜》的喜愛感情了。因為那歷史上實有的、巴金身邊實際出現了的中外一切殉道者們對巴金心靈的激蕩,以及巴金在寫作中對殉道者精神的傾情致敬,在這部作品中都能淋漓盡致地得到展示。

  巴金的童話寫作也能說明同樣問題。其童話作品大都其來有自,首篇童話《長生塔》(1934)是在森鷗外的《沉默之塔》、愛羅先珂的童話《為跌下而造的塔》的啟發下完成的,《隱身珠》(1936)是對從前四川民間故事“孽龍”加以改寫而成的,至于表達對和平生活向往、能讓讀者感到些許溫暖的《還魂草》(1941)和《活命草》(1956)亦是對從前“還魂草”民間傳說的點化和激活。對于童話,巴金還發表過一些真知灼見,學界因此愿意強調巴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貢獻。[10]事實上,巴金之對童話青睞有加,在于童話表達上的靈活與隱晦,在于其中所貫穿著的“微妙的哲學”老少咸宜,在于其比寫實小說所多出的那一重對未來美好生活愿景的表達,故而他推重王爾德童話“對社會的控訴”和“為著無產者的呼吁”[11],贊譽愛羅先珂童話“把他的對于人類的愛和對于現社會制度的恨譜入了琴弦”[12];谌缡钦J知,巴金開啟了童話寫作:《長生塔》意在咒罵蔣介石,作為《長生塔》續篇的《塔的秘密》(1935)、《隱身珠》與《能言樹》(1936)一樣將批判矛頭指向了專制統治,《還魂草》和《活命草》則以溫情筆觸表達了對和平安寧生活的向往。在童話中載入如是反抗獨裁與壓迫、抨擊暴政與黑暗、渴望自由和民主等的深廣內涵,巴金顯然沒有照顧到兒童的閱讀口味和理解能力,其童話寫作與“兒童的”文學無關。一句話,巴金童話的目標讀者并不在于兒童。童話之得到啟用,在于這一文體能讓他暢所欲言。巴金完全可以借著鳥言獸語和超現實書寫盡情發泄自己對彼時社會的不滿并表達抗議。在談到《利娜》《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家》《隨想錄》《我的自傳》等的寫作或翻譯時,巴金之屢屢表示“喜歡”這些著作,也都在于上述寫作能盡情道出他的喜怒哀樂。我們不難理解巴金對自己小說寫作驅動力的解釋:“我想一定是我從前讀了不少的小說(特別是翻譯的),受了一點影響,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煎熬的時候,拿起筆想寫點東西,就有意無意地采取了小說的形式。”[13]事實上,巴金對小說的認定也并不深奧復雜,他可以為普通讀者的一封簡單信函所感動,不但將之認定為小說,甚至認為“這平凡的簡單樸實的敘述,比任何小說都更雄辯的”[14]。他晚年接受外界采訪時,表示還想寫小說,“一九七九年寫了一些,后來擱下了”。[15]1984年作為中國筆會會長率中國筆會代表團出席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東京大會時與日本作家井上靖談話中表示想寫兩部長篇小說,并已經動筆。小說未能如愿完成,應與巴金的文體觀、個人表達自由度等因素有關,畢竟相較于能更迅速直接地傳遞個人心聲的痛快淋漓的“隨想錄”寫作,小說書寫難免有些迂回曲折了。由是可理解巴金“文革”結束后對寫作道路和寫作文類的選擇。巴金自始至終都無意于要成為一個小說家、童話家或者文學翻譯家,他一再否認自己“文學家”的身份,“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是為著同敵人戰斗”[16]的。他所有文字的迸發都并非為了在文場上博取聲名,只是為著抒發個人的“愛和恨,悲哀和渴望”“倘使沒有這些我就不會寫小說。我并非為了要做作家才拿筆的”[17]。寫作之于巴金,就是為著盡情吐露自己的愛憎情仇,盡管巴金屢屢聲稱“我絕不是沖鋒陷陣、斬將搴旗的戰士”[18],但他已經用如椽巨筆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自己就是一名畢生以筆為劍的戰士。

  參考文獻

  [1]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M]//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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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巴金.致樹基(代跋)[M]//巴金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640.

  [6] 巴金.俄國社會運動史話·再版題記[M]//巴金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519.

  [7] 巴金.致樹基(代跋)[M]//巴金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480.

  [8]李文革,王瑞芳.從改寫理論看魯迅早期的“改作”及其成因[J].魯迅研究月刊,2010(6):60-65.

  [9] 巴金.復仇·序[M]//巴金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4.

  [10]喬世華.巴金童話:“使人變得更好”[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5):144-150.

  [11] 巴金.快樂王子集·后記[M]//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237.

  [12] 巴金.幸福的船·序[M]//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311.

  [13] 巴金.關于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M]//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489.

  [14] 巴金.一篇真實的小說[M]//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389.

  [15] 民金訪問薈萃[M]//巴金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681.

  [16] 巴金.我和文學[M]//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268.

  [17] 巴金.關于《家》(十版代序)[M]//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445.

  [18] 巴金.談《新生》及其它[M]//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407.

  巴金畢業論文第二篇:巴金《寒夜》中小人物的創傷解讀

  摘要:《寒夜》反映了小人物艱難的生存處境,時代的飄零,家國的破碎,情感的無所歸依。這一切構成人物的心理創傷。甚至在夢中,依然不能實現片刻寧靜。叩問個體創傷性的“命運”,從個體到集體、審視創傷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特質,以此實現心理重建和創傷救治。

  關鍵詞:《寒夜》; 小人物; 創傷; 心理; 救治;

  錢理群高度贊譽《寒夜》,稱其為最具巴金后期風格的力作。巴金在《寒夜》后記中談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并沒有撒謊......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毀,被生活拖死的人斷氣時已經沒有力氣呼叫“黎明”。”1除了制度的問題,人性也并不單純,巴金認為“《寒夜》中的三個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不都是反面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這樣的評價顯示了巴金對人性的洞察和中年成熟的蒼涼格調,對小人物文宣、樹生的日常生活頗具情感的白描,在人物語言與心理,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張弛中構筑了人物的創傷。

  文本《寒夜》講述了教育系大學生文宣和樹生畢業后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穿插了時代動蕩,婆媳紛爭,境遇的貧病、邊緣化的社會地位。十四年的相處,最終在各種力量的撕扯中不得不分道揚鑣!逗埂房坍嬃嗣媾R肺病與霍亂的死亡威脅和創傷記憶帶給幸存者的心理痛苦;\罩在寒夜中的小人物心理的分裂、疏離、異化、價值觀沖突透露了創傷記憶的心理陰影!逗埂肥俏膶W文化創傷的再現。

  一.創傷性“命運”的根源———時代擠壓與悲劇性格

  北宋呂蒙正在《命運賦》中認為“人不得時,利運不通。”《寒夜》中文宣一家的創傷源自時代的擠壓與悲劇的性格,這集結為一種悲劇性的命運。魯迅筆下的農民和小知識分子也常常具有這樣的創傷氣質,在凡人小事中凝聚著永恒的悲劇。美國學者凱如斯稱:“創傷是在突然的或災難性的事件面前,一種壓倒性的經驗”。2“弗洛伊德指出創傷產生于意識保護屏障的一個裂縫或分裂。”3文本《寒夜》就是在樹生離去,文宣在寒冷的街頭找尋,防空洞警報聲中慌亂躲避的創傷背景中拉開帷幕。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一對夫妻的家庭紛爭和情感糾葛輻射了所有小人物生存的荒涼和悲愴。文宣找尋———再找尋———最終失去,樹生———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情感蹤跡,汪母———愛———恨二元對立的情感邏輯,小宣———沉默———疏離———壓抑的成長經歷,幾代人復雜混亂的情感心路都交織于一個家庭。匯集成“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滅,人性的扭曲,還有中年成熟背后的悲哀”4這種個體創傷與集體創傷的復雜性,是社會環境、傳統文化倫理觀念和畸變的性格的混合和撕扯。

  個人創傷是一種不可抵御的心理打擊。是面臨死亡、災難內心的恐懼和分裂。

  《寒夜》中“早年喪夫守寡、撫孤成立的汪母,卻有一種變態心理,她認為兒媳占有了兒子的感情,奪去了兒子對作為母親的她的愛,因而總覺得媳婦不順眼,要將她擠出家門而后快。”5汪母作為一個有著根深蒂固舊觀念的婆婆她對樹生的敵視有三點。第一:視樹生為兒子的姘頭,認為樹生與文宣沒有一紙婚書,不是明媒正娶,這是離經叛逆道的結合。第二:樹生做花瓶,追求自我,不符合傳統意義上賢妻良母的女性規范。第三:由于兒子的無能對樹生給予的經濟支持感到屈辱,這構成了對夫權的挑釁。樹生具有“人格獨立意識”,“自我認同意識”,“經濟獨立意識”,“個性解放意識”但“傳統家庭、社會理念的影響導致內心的困惑”,“社會現實并沒有給女性真正獨立的出路。”6樹生作為新女性是傳統意義上汪母這種慈母、寡妻的對立面,她們必然相互否定,否定的結果是汪母更強烈的付出感和占有欲,是樹生對家庭絕望的疏離。文宣的創傷則具有較多內涵。第一:個性解放,價值多元下傳統男性權威的失落。第二:知識分子地位的失落,市場經濟之下地位的邊緣化。第三:經濟窘迫導致人格的委頓。無力養家,對家人的愧疚。文宣的生存狀態是遭受內外部擠壓,從中心到邊緣的過程。男性在家庭和社會上中心地位的失落,甚至遭遇夾擊,加上知識分子的隱忍和軟弱,將這種創傷推向極致———走向死亡。

  集體創傷是具有相同創傷經驗的群體。雖然“集體創傷強調的是創傷經驗的普遍性,它將個人的創傷經歷納入闡釋的框架以形成群體特殊的創傷記憶。”7《寒夜》所處的時代:1927年“四一二”政變,1931“九一八”事變,1937年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1944年湘桂大潰退,陪都重慶告急。文宣一家“家庭的裂變”、“失和的婆媳關系”、“失衡的夫妻關系”、“失落的親子關系”8在所謂“家國同構”的文化倫理下是國家淪喪的縮影,是一個浮沉的時代,一切小人物不可主宰的命運的化身。“《寒夜》真實再現了“凡人小事的悲劇,是當年生活中人們司空見慣卻又不愿正視的暗淡風景”9從這一個文宣到另一個柏青或鐘老,終究逃不了非正常死亡的命運。柏青在妻子死后酗酒車禍醉亡,鐘老染上霍亂死去,文宣最終在期待樹生的歸來中含恨而去。他們是一個時代小人物創傷的靈魂寫實。傳統社會雖然以男性為中心,但底層男性在政治經濟上仍是邊緣位置,《寒夜》中文宣、柏青、鐘老都是這種邊緣化的男性形象,他們在男權中心的光環下背負了沉重的期望,但是底層男性要實現這樣的期望只能是幻想,他們無力去重演特權階級的男權神話,也無力承擔這種神話的失落,結局只能是在創傷中毀滅。“由肺病引發的身體虛弱,自我認同感的下降,男性權威的顛覆,共同構成汪文宣的男性性別價值的缺失。”10此外“汪文宣夾在中間,對母親和妻子都深感愧疚,但卻解決不了任何一個問題,唯獨給自己的精神上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創傷”11,同時,社會的動蕩衍生出新的價值觀念,女性的解放,這必然遭遇男權及代理人的反對。新女性也必然遭受心靈的創傷和理想的失落。當作為底層男性的文宣、新女性的樹生同時遭遇理想的失落,這種失落就轉化為對世俗生活的關注。社會角色的被賦予,激化了對家庭情感經濟的聚焦。所以在樹生走后,文宣無以寄托,對生命消極損耗。柏青在妻子死后也一蹶不振。從這一個文宣到另一個柏青,構建了遭遇相同創傷事件的集體。愛情是生命最初的求生本能,倘若生的本能不能實現,那么主體的人便趨向于死的本能。追問沖破陳規的愛情為何最終仍是隕落?《傷逝》中涓生拋棄子君的理由是經濟,《寒夜》中樹生拋棄文宣的理由是自由。從涓生到文宣不可否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軟弱和底層男性受到的諸多傷害,也不可否認從子君到樹生女性力量的崛起,除了他們性格的弊病,更無法掩飾在經濟與自由導向的背后是權力對人的牽制與規訓,下層經濟基礎建構的上層文化意識形態對人的麻痹和傷害。“汪母是封建傳統文化的堅決執行者”,“文宣是封建傳統文化的盲目受害者”12,小人物將統治階級的期待內化為自我的凝視,由此小人物的創傷成為權力之下的必然。新女性樹生對封建傳統文化勇敢反叛的同時也必將遭受傳統文化倫理的傷害。

  二.創傷性“命運”的特質———重復、潛伏期、延宕

  弗洛伊德發現某些神經癥病人在受到創傷打擊之后,會在夢境中重新經歷創傷,從而在恐懼中醒來。文宣目睹了柏青、鐘老的非正常死亡,政局的動蕩,百姓的流離。作為幸存者與見證者重復經歷著情感撕裂的創傷。這樣的創傷不僅僅在清醒時表現出敏感麻木的情緒沖突,弱懦無能的性格趨向。也在文宣的夢中展露無遺。文本有十一處汪文宣“做夢”的表述,夢境給汪文宣帶來嚴重的痛苦。展開描述的夢境有七處,未描述夢境的夢有四處。隨著夢境的展開或描述,見證了文宣的內心創傷。甚至“汪文宣已經在夢中預示到自己未來的命運。”13其中逃難的夢和樹生離開的夢深刻顯示出文宣創傷重復的心理投射。逃難的夢中畫面感清晰:文宣要救橫在人群對面的母親,妻子卻放棄母親,在文宣的堅持下,樹生憤然離開。這是親情與愛情撕扯的創傷投射。富有巧合的是樹生離開時文宣恰恰作著妻子離開的噩夢,他驚醒時看到的是黑暗屋子中立著的一個箱子。這是巴金的匠心,也是這對夫妻的心有靈犀。樓梯間的送別,顯示文宣一貫的隱忍,這種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沉默,與樹生的深情告白對比。彰顯了人物創傷的內傾性和外傾性。文宣將創傷指向內部,形成安靜、壓抑、沉默的個性特征。樹生將創傷指向外部,形成宣泄、熱鬧、活潑的個性風格。

  潛伏期是指創傷的后果隨著時間推移才開始展示。文宣與樹生相伴十四年,不能僅就時間上的長短衡量兩者愛情的堅貞與否,但是從兩者結合的方式和相處的模式看的確是出于愛情。共同的教育理想,不在乎一紙婚書的形式。波伏娃認為婚姻對男女都是一種綁架,那么在五四個性解放帶動下的女性解放則成為文宣和樹生不婚的力量支持。這對戀人相濡以沫的共渡了十四年,小萱也已經十三歲。從樹生的性格邏輯和行事風格推斷小萱應該是奶奶帶大的。這就側面證明了婆媳矛盾并不是近年才爆發。過去樹生沒有離場,文宣的身體似乎也健康。其實十四年來積壓太久的“社會身份認同感被剝奪所導致的自我價值虛空”,“家庭身份無從實現所造成的兩性關系失序”,“自我認知障礙帶來的精神閹割”14都潛伏在文宣的潛意識中。此外,毋庸置疑樹生的愛情,她依然愛她的家庭———無數次吵鬧與原諒,出走與回來,堅持讓小萱讀貴族學校,讓文宣治療。但是社會和家庭對她心理造成的創傷如附庸似的社會角色,婆媳關系失合,夫妻關系失衡,親子關系冷漠給她帶來絕望的創傷體驗。

  延宕指這種創傷會以延遲的形式再次出現。樹生最終和陳主任飛赴蘭州這是創傷十四年來延宕的結果。由于樹生的創傷傾向于通過精神和物質生活形式將憤懣發泄于外部,所以樹生仍然美麗,健康,活力。而文宣的創傷指向內部,十四年來理想、愛情、親情、經濟、事業、政局的失落在長期壓抑中產生創傷與病變,肺病正是這種心情長期壓抑和創傷延宕的結果。此外,“汪小宣是曾經的汪文宣”,“父子有著相同的生存狀態”,“相同的生活背景”15小萱是文宣的再現,他不合符合實際年齡的老成、沉默、內斂、疏離也是十三年來家庭和學校邊緣化之后創傷延宕的沉淀。他時時處在父母的冷漠,親情的錯位,家庭的紛爭中,他的創傷是家庭的不幸傳遞給他的。“創傷記憶因而成為家庭之中世代傳遞的內容,成為下一代身份構成和自我認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6長期寄宿學校、父親懦弱、母愛缺失、奶奶溺愛、家庭紛爭、貴族子弟歧視造成了這個孩子無所歸依的心理創傷。小萱表現出的懂事乖巧其實質是創傷之后閉合的自我保護應激心理機制。樹生在小萱身上正是看到了文宣憂郁的影子,小萱是文宣的歷史,文宣是小萱的未來,樹生所指涉的沒有希望的生活就是在這歷史與未來創傷的重復交集中,她最終拒絕這樣的命運。

  三.創傷性“命運”的救贖———審視傷痛、自我重建

  巴金從早期理想主義的跌落到中年現實主義的落地,源于他一生直接或間接見證的創傷。杜威認為文學即經驗。巴金經歷了早期無政府主義理想的失落,筆下的人物由《滅亡》中的杜大心、《新生》中的李冷、《電》中的李佩珠、吳仁民等具有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格氣質演變為委頓生命的掙扎與式微。巴金在邊緣化地位中幾經輾轉,人到中年。親人朋友的相繼死去,大家庭的分崩瓦解,政治局勢的動蕩,民族的苦難,善良的小人物的求生,信仰的危機等構筑了巴金的創傷。巴金帶著這些創傷經歷回歸寫作,他再也無法沉迷于過去理想主義式的青春熱情,不斷受到創傷記憶的侵擾,他的風格趨于冷峻蒼涼。“巴金在《談<寒夜>》一文中也曾提到:“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我不愿意在每篇文章的結尾都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而且實際上那些真實的故事往往結束得很陰暗,我不能叫已死的朋友活起來,喊著口號前進。”17巴金曾說:“我只是把一個垂死的制度的犧牲者擺在人們的面前,指給他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17巴金已經從構建烏托邦走向世俗的社會人生,所謂四方流離的不僅僅是巴金的足跡,還有從意氣昂揚的家國情懷跌落俗世的中年人的委頓悲哀。他把這種創傷投射在作品中,也是一種重新組織自我的策略!逗埂分形男莿搨兄匦陆M織自我的失敗者,小萱還無力重新組織自我,汪母是新的自我的徹底放棄,樹生建立起新的現實觀,實現了重新組織自我。巴金在《寒夜》中呼喚“她”需要溫暖。“她”敢于反抗與出走,也帶著愛與責任歸來,重新面對破碎不堪的生存空間,修復心理的創傷記憶,實現人的涅磐。

  巴金在《寒夜》中有其創傷經歷的投射,也有人道主義的救贖。“他在寫作中直面疾病、直面死亡、直面生活、直面現實、直面自己———文本寫作的過程成了療傷與救贖的儀式。”18這種從早期英雄壯烈的啼血壯歌到末路凡人的風格轉變,以及情緒的高昂到委頓悲哀的心理變遷,雖然一直堅持著人道主義關懷,但已經呈現出一種絕望的抗爭,投射著魯迅式絕望反抗的精神氣質,巴金也在審視傷痛、自我重建中實現對人類創傷的救贖。

  巴金后期繼承了魯迅精神,從凡人小事中發掘了永恒的悲哀!逗埂肥沁@種凡人小事永恒悲哀的凝結。揭露了“命運”的悲劇根源,也展示了小人物內心的創傷。在重復、潛伏期、延宕的創傷事件中,小人物身心趨于毀滅。巴金一直是人道主義者,只是從熱情到悲涼,從理想到現實,從希望到虛妄,從抗爭到無奈,當英雄神話走向現實,我們看到的不是力的氣魄,而是委頓生命的血淚掙扎。在《寒夜》中我們見證了巴金的真話和一個民族的良心!

  注釋

  1[1]巴金《巴金全集》第八卷.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頁

  2[2](美)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1。

  3[3]王欣《文學中的創傷心理和創傷記憶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月第44卷第6期

  4[4]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頁

  5[5]程紅麗《巴金筆下的“老好人”-淺析《寒夜》中的汪文宣形象》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3月第37卷第3期

  6[6]林蘋《《寒夜》中的曾樹生與現代女性主義意識》福建商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7[7]葉蔚春福建師范大學博士論文《文化記憶:從創傷到認同》2018年6月14日

  8[8]彭彌《從《寒夜》看“裂變”家庭的主要矛盾》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9[9]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299頁

  10[10]蔣雪靜《《寒夜》中肺病隱喻的轉變》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32卷第3期

  11[11]易麗華《巴金《寒夜》中的曾樹生形象論析》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

  12[12]蘇添生《從文化與性格角度探析《寒夜》悲劇原因》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13[13]孟嘉杰《夢境與錯覺-從精神分析視角看《寒夜》》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14[14]游品嵐《社會性別期待下的毀環-以《寒夜》汪文宣為例論男權意識對男性的傷害》2015.7下半月/時代文學

  15[15]洪佳梁《《寒夜》中汪小宣形象的設置和作用初探》《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15年12月第33卷第4期

  16[16]李偉《創傷記憶的重演與傳遞解讀威廉·?思{的《押沙龍,押沙龍!》》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7卷第6期

  17[17][18]巴金:《我的自剖》《巴金全集》第12卷,第243-244頁。

  18[19]翟應增《《寒夜》與巴金的“創傷性記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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