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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小事》中對于人生思考及藝術探索

來源:曲靖師范學院學報 作者:石健
發布于:2021-04-30 共13638字

  巴金畢業論文第四篇:《小人小事》中對于人生思考及藝術探索

  摘要:巴金在1940年代,對于自己抗戰題材創作過分局限于宣傳,曾表達過不滿。短篇小說集《小人小事》體現出他突破自我的努力。五篇小說彰顯了以愛塑造國魂的吁求;在眾聲喧嘩的復調性敘事中,既可見藝術上的匠心獨運,亦可看出對于自我認同的困惑;在客觀寫實的同時,重視詩與思的融合,體現出尋找精神家園的努力!缎∪诵∈隆氛咽玖税徒1940年代的創作走向,在其總體創作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巴金; 《小人小事》; 愛; 眾聲喧嘩; 詩與思; 精神家園;

  Exploring Ba Jin's 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Shi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1940 s, Ba Jin expressed much dissatisfaction with his limitation in anti-Japanese creation.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reflects his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himself. Five novels underscored the desire to shape the national soul with love; in the noisy polyphonic narrative, both artistic ingenuity and confusion about self-identification can be seen; and the fusion of poetry and thought reflects the efforts to find a spiritual hom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ism.(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clearly shows Ba Jin's creative trend in the 1940 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is overall creation.

  引言

  巴金在進入1940年代以后,創作的短篇小說不多!哆魂草》是1940年代首部出版的中短篇合集。他在1942年1月為這部小說集所寫的序中說:“我拿筆的時候,我覺得滿腹正義的控訴要借我的筆傾吐出來,然而寫在紙上的,卻是這幾篇散漫無力的東西。它們不像控訴,倒像呻吟。我失望地放下了筆。”“放下筆,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憤恨仍然像烈火似地在我的心里燃燒。似乎我的筆并沒有把堆積在我心上的東西吐出一絲一毫。”[1]初看起來,巴金不滿于無力控訴敵人的暴行,以及無法伸張正義,似乎體現出早期激情化寫作的訴求。然而應注意到,《還魂草》序迎合時代主旋律的表態性成分更多。結合他多次表示對于長篇《火》作為單純的宣傳之作的不滿,可知他絕非相信一味直白而熱情地宣傳抗戰,就是心目中理想的作品。

  其實,巴金在1940年代初,從《還魂草》開始,已經不滿于以往的寫作方式,正在潛意識中醞釀一場自我蛻變的風暴。這更可以從《還魂草》之后的短篇集《小人小事》1中覓得蹤跡。由此開始,巴金整個40年代的作品,的確與以往風格有了很大不同。不過,像《憩園》《寒夜》這樣的名篇,已經引起足夠的研討。而巴金自己較為欣賞的《小人小事》,卻很少進入研究視線。關于這部小說集,他曾如是評價:“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幾本小說,有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集,短篇集子的標題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長篇小說《憩園》里借一位財主的口說:‘就是氣魄太!你為什么盡寫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實是欣賞這些小人小事。這一類看不見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從《還魂草》開始,到《寒夜》才結束。”[2]

  可以說,《小人小事》集內的五個文本,作為巴金建國前短篇小說的收官之作,無論在思想性抑或藝術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高度。在看不見英雄的小人小事中,實則凝縮著巴金念茲在茲的博愛、生死等哲學思考;文本既呈現出冷峻的現實主義特色,又有詩意化的浪漫情愫?傊,在巴金總體創作中,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說集,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作者1940年代對于人生的深入思考,以及在藝術方面的新探索,不容小覷。

  一、以愛塑造國魂的吁求

  與《還魂草》序的弘揚正義、釋放憤怒的激情化訴求大不一致,《小人小事》中的短篇,主題基本上與抗戰無關。如文集題目所昭示,五篇小說寫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小人小事。既然巴金在《還魂草》序中,表明了對于抗戰生活表現得還不夠的不滿,那么從1942年開始創作的這五篇他自己很欣賞的小說,在哪些方面彌補了他的不滿呢?雖然沒有直接表現抗戰,但是《小人小事》故事的背景,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梢哉f,巴金是以一種更為深切的角度,切入了抗戰,這就是大時代中人們如何相愛——唯有關愛他人乃至一切生命,塑造充滿愛心的自我,方能利人利己利國。應該說,愛的哲學早已呈現于以人類幸福為旨歸的巴金的創作中,不過《小人小事》中的愛,不同于以往出之強烈的激情化書寫,而是在質樸的敘事中呈現出來的。

  《豬與雞》的故事,圍繞潑辣的寡婦馮太太飼養豬和雞,與鄰里之前所發生的糾紛而展開。與巴金以往非常注重道德宣講的潔化文本不同,本文的一大特點就是充斥著低俗腌臜的罵聲。這不由令人想起,巴金的四川老鄉沙汀的小說中那些充滿煙火氣的鄉民之間的粗野對話。馮因為養豬養雞不衛生,招來諸多非議。但是,她性格倔強,敢于反抗,罵不絕口。在以往的研究中,馮多被歸入不顧公德的潑婦一類形象。著名文學史家楊義先生進而認為,“從對這種小市民缺乏民族觀念的自私自利行為的描繪,自可感受到作家對民族命運的深重的憂患意識。”[3]這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局限于視馮為一個純粹的負面人物,卻會忽視巴金塑造這一人物的深層用意。

  實際上,整個作品中最為感人的場景,是馮太太對動物的愛。她養豬和雞,是為了在戰時物價飛漲、生活窘困的背景下貼補家用。但在文本中,她對小豬和小雞的關愛,超越了個體的私欲性,閃現著一種博愛之光。比如,她在趕豬的時候,笑容滿面,用柔愛的眼光看著小豬。房東方太太責怪馮破壞環境衛生,找她交涉,并令傭人踢傷了小豬。“馮太太蹲在地上,用刷子從旁邊一個臉盆里蘸水來刷洗小豬的身子。小豬有氣無力地不斷地呻吟,馮太太接連地在說安慰的話。”[4]“小豬沒有知覺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動一動身子。馮太太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力,她始終溫和地揮動著手,溫和地呼喚小豬。”她還說:“我望它,它也眼淚水汪汪地望我,我心里頭真難過。畜生跟人是一樣,它也有心腸,啥子都懂得,就是講不出來。”小豬死后,馮“不吵不鬧,聲音不大,埋著頭,寂寞的哭聲中夾雜著喃喃的哀訴。”[4]顯然,馮把小豬視為有情的伙伴甚至家人。這樣的描寫,令人動容,催人淚下。同樣,馮對于小雞,亦關愛有加。那么,如此關愛生靈、情感細膩的人,豈能單純地用自私無情來概括呢?

  總之,馮太太有缺點,但是她的博愛精神,卻是巴金所要重點傳遞的。這從“我”的角度,完全可以得以驗證。“我”作為旁觀者,通篇都很冷靜克制,但是卻這樣描述小豬被傷害后的場景——“忽然它睜起眼睛望著我,這是多么痛苦而無力的眼光。”[4]小豬的眼光,完全融入了“我”的哀慟。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此時的敘事者、隱含作者/作者的視角,充分融為一體。敘事者盡管有意控制干預和介入故事進程,但在這個時候,細心的讀者,已然能看到一個情難自控的巴金,一個真實的巴金——對萬物生靈都充滿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巴金!

  《豬與雞》與巴金在新時期創作的《小狗包弟》異曲同工,體現出悲憫萬物的情懷。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宇宙全體,還有其中的萬物都有尊嚴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嚴性,就等于侵犯了我們本身的尊嚴性。”[7]中國傳統文化強調民胞物與,把對于同胞的關愛,普及到一切生靈。從對動物的態度,能夠看出人的素質。偉大作家無不悲天憫人,對于萬事萬物都滿懷強烈的悲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曾以令人憐愛的小鴨子形象,控訴人類以互相殘殺為樂的暴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坦言,從兒時開始,他就對牲畜具有天然的親近感;直至成人,他最厭惡的人中,就有虐待動物的人。巴金通過描寫馮太太這一形象,傳遞出這樣的意蘊——在大時代中,國人應把愛護動物的態度,推演至人與人之間,用愛塑造國魂。

  如果誠如楊義先生所說,巴金表現出了對于民族命運的憂患意識,那么這種意識主要不是通過馮太太,而是通過其他人的丑惡表現出來的。馮在小豬死后哭泣時,有很多人看熱鬧。她最后離開,收拾東西,也沒有人幫忙。從這些場景,都可以看出人情冷漠的國民性痼疾。此外,巴金的憂患意識,更多地是通過本應純潔無暇的孩子表現出來的。經常與馮對罵的男孩王文生,只有十一二歲,口中卻摻雜著大量包括男女性事的污言穢語,與馮相比毫不遜色。他還想盡辦法作踐馮。當馮哀求王文生不要再與她作對,求他幫著照看豬和雞時,他一邊得意地哼著抗戰歌,一邊惡毒地詛咒馮:“哼,你的豬兒長得大,我才不姓王嘞!……你這個潑婦!”[4]小豬死后,王幸災樂禍。一個花季兒童,竟然如此歹毒無恥,實在令人驚訝!與王文生相似的,是“我”最小的侄子。他對于黃鼠狼偷馮太太的雞,滿意地微笑。馮給受傷的豬洗澡,他認為是真正滑稽的事情。最后,當馮像抱著孩子一樣抱著雞離開時,侄子又覺得很有趣。

  除了王文生極其惡毒的特點外,這兩個孩子的共同點,就是極其冷漠,沒有一點人情味兒。他們的丑行背后,折射出環境的影響與教育的缺失。文中交代,王文生是一個缺乏家教的“留守兒童”——王母在城外做事,一星期回來兩天;王父是公務員,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平時沒人管束這個孩子,只有一個十六七歲的聾丫頭伺候他。而“我”的侄子,則不由令人想起巴金的名著《家》——一個生長于封建大家族、耳濡目染長輩惡行的后輩,道德良知缺失,亦屬自然。

  通過馮太太與王文生、“我”的侄子的對比,可見巴金在大時代中特別強調愛的主題——只有用愛來改變國民冷漠自私的根性,所有同胞方能同仇敵愾,共抗外侮,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以愛塑造國魂的吁求,在《小人小事》其他幾篇小說中亦體現得十分明顯。

  在《兄與弟》中,作為親兄弟的工友唐二哥與唐五哥,因生活瑣事引發矛盾,爭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后來,兄弟兩人都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開始自責與懺悔。但是就在雙方都來不及表達心意的時候,因工友居住的木屋倒塌,唐五哥殞命,唐二哥呼天搶地,卻已難于挽回弟弟的生命。如果世界充滿愛,人們在平時和睦相處,就不會在只有失去時才備感珍惜。在文本的間隙,能夠看出“我”對兄弟二人的吵架很是氣悶,唯恐避之不及。這顯然隱含著對國難當頭,國民黨卻大搞分裂,以致兄弟鬩于墻的批判。此文以小見大,折射出在特定環境中,團結一致的重要性。

  總之,巴金在《小人小事》中,以日常生活為素材,樸實地傳遞了其創作永恒的主題——愛,在時局艱危時刻的重要性,并隱含著以愛來塑造國魂的寓意。

  二、眾聲喧嘩的魅力

  巴金不滿于小說集《還魂草》和長篇《火》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過于直白清淺的藝術上的缺欠。從《小人小事》,則可以充分看到他在藝術上的新探索——在多聲部的復調敘事中,巧妙呈現了人生百態,以及自我認同的困惑。

  五篇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稱“我”作為敘事者。與此前創作愛加入直白的議論、造作的抒情頗為不同,這幾篇作品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冷峻而客觀的敘事。不過,“我”雖然多不直接出面,但是細讀之下,卻可以看到,“我”或者以他人為代言人的間接介入的方式,或者以與人物形成對話關系的方式,參與到故事進程中來。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則時常以眾聲喧嘩的方式,發出不同的聲音,與“我”形成了潛在的互動。這就使得這五個文本即含蓄凝練,又充滿了復調性的特征,因而頗富張力。

  “我”以故事中的人物,作為自身代言人的間接介入,主要表現于《豬與雞》馮太太這一人物中。除卻馮對小動物的愛心與“我”甚為契合外,還通過她之口,道出了一些隱含作者/作者的態度。比如,她為自己養豬養雞辯解時,控訴物價飛漲,生活艱難,公務人員養豬卻沒人管,暗含著對時局的批判。尤其是她揭露房東方太太有錢人心狠的特點——出租的幾間房子質量低劣,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風就掉瓦——與“我”的感受完全一致。“我”眼里的方,就像一個“老妖精”。從馮看似粗鄙的詈罵中,實則揭示了許多黑暗現象,比如國民黨政府管理混亂,特權階層貪贓枉法;再如普通百姓生活極為困難,而有些富人則毫無人性地大發國難財。從文本的顯性層面看,“我”作為知識分子,對馮罵人之兇之臟,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以污清聽。然而,在隱形層面,“我”與馮的視角,常常合而為一。馮常成為不越界發言的“我”的代言人。由此,頗能看到巴金的匠心獨運。

  與《豬與雞》相似,《女孩與貓》也有關于人與動物關聯的書寫,不過這卻是一篇較為復雜的文本,需要細加辨析。作為敘事者的“我”的態度,看似較為曖昧,實則與人物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話關系。其中,亦不乏作者自身,對于自我的有距離的客觀化、對象化的審視的成分,體現出對于自我認同的困惑。

  這篇小說寫的是黎小姐養貓的故事,從黎尋找丟失的小貓凱提寫起。從她的自言自語——“我明明看見她跑過去。一定是她?蓱z的凱提,她瘦多了!她在外面流浪一些時候,現在也該回來了。”[9]——可以看出,她與馮太太一樣,也是個很有愛心的人。發現凱提回來后受傷了,黎十分悲傷:“凱提,可憐的凱提!給人欺負到這樣!你為什么早不回來?不知道是誰會這樣殘酷,欺負這一個小小的生物!”[9]她還精心地為其揩身敷藥,后來還安葬了死去的凱提,為其立了墓碑?傊,從關愛動物的角度出發,黎小姐儼然又一個《豬與雞》中馮太太的再現。

  但是,“我”對黎的態度很復雜。在養動物一事上,“我”對黎小姐并不像對馮太太那樣認可,而是頗有些不以為然。“我”是通過張先生與黎小姐熟識的。張先生有巴結黎之嫌,成為“我”的諷刺對象。而“我”對黎,也隱現著批判的意味。黎是一位從香港逃難出來的廣東女孩,燙著蓬松的頭發。在許多作品里,這種來自都市的時髦女性形象,是巴金所反感的,因為在他眼里,她們染上了都市浮華之風,只知貪圖享受。在養貓一事上,就體現出黎小姐的城市嬌小姐做派:她對凱提過分寵愛,比如每天買牛肉、豬肝、小魚喂它。貓第一次走失回來后,黎甚至給它訂了一份牛奶。這時,“我想說:‘這種時候好些人連飯都吃不飽,你還拿牛奶來喂貓!’”但耐人尋味的是,“我”終究還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并且,當黎夸獎貓可愛時,“如果允許我說真話,我要說,可愛的不是凱提,倒是黎小姐的一雙靈活的黑眼珠,和她那甜甜的笑容。”[9]顯然,“我”雖然對黎養貓的方式有所不滿,但并沒有對其一味地只是反感,在文中亦多次提到黎的美麗大方,嫻靜可愛。顯然,“我”對黎小姐的態度,較為復雜,即在針砭中亦不乏好感。文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更應注意。凱提第一次回來后,黎說它是個浪漫的貓,愛在外面跑時,我產生了這樣的心理:

  她說得那樣認真,差一點叫我發笑了?墒俏也]有笑,我多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使人想到她渴望著什么,她缺少著什么。我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什么東西把她和貓連在一起呢?這只貓不就是她的縮影嗎?她不是把凱提當作她的小妹妹嗎?這個想法太怪,太唐突她了。我不敢說出來。[9]

  說到貓是黎的縮影,是否寓意著來自大都市香港的她,就像溫室中的花朵,也時時需要被人寵愛呵護呢?作為現代進步作家的代表,巴金顯然對青年人玩物喪志、不思進取,或者一味向別人索取關愛的做法,很不以為然。那么,“我”不敢說出來,又意味著什么呢?

  從種種細節,可以窺見,“我”是很在意黎小姐的,并且總是不自覺地維護她的自尊。文中多次談到,黎小姐是寂寞的。尤其在結尾,當看到“凱提之墓”是女性筆跡的時候,“我在木牌前面立了許久。這四個娟秀的字在對我訴說一個女孩的寂寞。”[9]在黎來到桂林以后,沒有幾個朋友。身邊的張先生,雖然在追求她,但是有些油滑的性格,顯然不討她的喜歡。在戰亂紛飛的年代,黎小姐把貓當做朋友,以排解寂寞,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呢?進而言之,“我”與黎小姐是否還有更多的共鳴呢?

  毋庸諱言,巴金是現代作家中最愛寫孤獨和寂寞的作家之一。在更易袒露個人心聲的散文中,他常書寫自己的孤寂之感,所以格外渴望友情,這一方面說明他珍視友人,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主體人格不夠強健的弱點?梢哉f,黎小姐的生存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巴金的苦惱和無奈——既不滿于自身常有的孤寂感、無力感,可是戰時又只能處于顛沛流離之中,無法全力踐行人生理想。無論怎樣,生存是人生第一要義。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地書寫一個戰時清純可愛的少女,也就無法對其過于苛責吧。

  還應注意的是,《女孩與貓》寫于1945年10-11月巴金從重慶到上海期間,這很可能滲入了他當時的心態?箲鹨讶唤Y束,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卻使民不聊生,內戰陰云密布。凡此種種,都令巴金心憂。[14]作為向來以人類幸福為旨歸的文人巴金,在面對風云難測的歷史拐點之時,也許會加劇自身的孤獨無力之感。正是這些因素,成為《女孩與貓》的創作背景?傊,通過文本的曖昧夾纏之處,大概可以窺見作者本人隱微的復雜心態。

  可以作為確證的,就是黎小姐與“我”的姓氏之隱含奧妙了。本來,巴金在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常以黎先生自命,比如《還魂草》和《憩園》,而此文卻把這一“專有”姓氏賦予了女主人公,而“我”則自稱為“李先生”。眾所周知,巴金原名李堯棠。“專有名稱自有其蹊蹺、有趣之處。”尤其是在很多情況下,“小說里的名字決不是無的放矢的。”[15]總之,在文本之中,具有作者自身印痕的“我”,與單純、善良、寂寞的黎小姐,達成潛在的共識,是完全有可能的。黎小姐有作者自我指涉的成分,于焉可見。

  很有意味的是,小貓凱提的死亡,與“我”有直接的關系。“我”受外出的黎小姐之委托照看凱提,卻由于自身疏忽而使其走失。凱提雖然回來了,但因在外被人打傷,最終還是死去。雖然黎沒有責備“我”,正如“我”認為她過分寵愛貓,但是沒好意思說出口一樣,可見二人的互相諒解。雖然“我”很慚愧,認為自己該罵,不過由于此文重點是寫“我”對黎的看法,所以筆力與《豬與雞》相比,并無太多涉及到小貓凱提。進而言之,“我”對于自我的罪愆,并未有很多的懺悔成分。證之于全文,“我”的敘事邏輯并非完全可靠。比如在結尾,張先生稱贊黎小姐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我”并不同意,這顯然是有悖于事實的。正如“我”不可靠的敘事立場,以及全文敘事語氣的曖昧不明,隱含作者對于“我”對凱提的行為,是否又暗含諷刺呢?多年以后,巴金寫下了令人無比動容的《小狗包弟》!一只無辜的小狗,因自己的懦弱,而被送上解剖臺慘死。也許,這可以視為一份對凱提的遲來的歉意?

  總之,《女孩與貓》可以視為“我”與人物之間進行了一場潛在的對話——“我”在顯性層面,對于人物有異議,而在隱性層面,則與人物多有認同。進而言之,文本在自我認同的確認中,體現出復雜的矛盾糾葛。

  除卻“我”之介入文本以外,《小人小事》還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敘事方式!渡c死》寫的是一位丈夫祭奠剛剛逝去的妻子的場景。文本的眾聲喧嘩,體現在丈夫本人以及旁觀者的話語中。

  丈夫的滔滔不絕,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先是在妻子靈前懺悔,是自己誤找了庸醫,結果耽誤了她的及時治療。從其哭紅腫了雙眼,不斷痛悔,似對妻子感情深厚,哀慟欲絕。不過,通過接下來的一些舉動,卻能看出其他意味。比如說,他喋喋不休地對著妻子的遺照,說自己完全按照她的話去做了,自己已經完全盡力了,似乎是把祭奠變成了自證不負妻子囑托,并做給外人看的表演的嫌疑。下面的情節,更顯得有些滑稽。他向妻子靈位承諾,一定在她去世一年以后才會再婚。妻子尸骨未寒,丈夫就想到了再婚之事,雖然打著聽妻子話的招牌,其真實心理已經昭然若揭。最后,他還一再對來參加喪禮的人,表示招待不周。由此可見,這個丈夫對于妻子固有懷念,可是重在敷衍走過場的成分更重。旁觀者則進一步確證了夫妻二人的關系。“像這樣的女人真少有,不管你打她罵她,她還是和和氣氣地給你燒茶煮飯。哪怕她在哭,朋友伙來,他馬上揩干眼淚水有說有笑的,哪個不講她好!”[16]由此可見,丈夫在家是如何對待妻子的了。他對妻子的愛,顯然口是心非。

  除了佐證夫妻的關系,從旁觀者的其他議論,還可以看出人情的冷漠。有人指責庸醫害人,也有人哀嘆這都是命。一個男子帶了得意的表情,放聲唱了起來,內容與葬禮毫無關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乞丐也跟著唱了起來。“我聽不懂這個老人的唱辭,卻看得清楚他那張污黑的老臉上的忘我的表情。”[16]原來這二人,無非是為了借機討杯茶喝而已。還有旁觀者說,丈夫這兩年運氣好,賺了不少錢。有人則接著說,由于男人年紀大了,也不好再討媳婦。在人們高高興興地抽煙喝茶,有說有笑的時候,一位特務長走過來,好奇地問發生了什么,了解之后,“特務長笑了,他笑著走了。”[16]總之,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喪禮成了眾人談天說地的嘉年華,逝者成了看客消費的對象。

  可見,丈夫喋喋不休的話語充滿裂隙,暴露出其表里不一的特點;而旁觀者對于妻子死亡的種種議論,既與丈夫的哀悼懺悔構成了悖論,又表現出看客特有的冷漠。在眾聲喧嘩中,一種漠視人之生命的冷酷無情氛圍,呼之欲出。

  正如巴赫金對復調性小說作者的評論:“作品整體會被他構筑成一個大型對話,作者在這里可說是個對話的組織者與參加者。他并不保留做出最后結論的權利,也即是說他會在自己作品中反映出人類生活和人類思想本身的對話本質。”[19]在《小人小事》中,巴金改變以往愛直接議論和抒情的特點,第一人稱敘事者“我”的介入更為隱蔽,且“我”與人物之間構成了復雜的對話關系,同時強化了其他人物的眾聲喧嘩,形成了多聲部的復調敘事特征,極大地豐富了文本蘊含。

  三、在詩與思的融匯中尋覓精神家園

  抗戰期間,巴金在顛沛流離中,于故鄉四川停留的時間較多。楊義先生認為:“巴金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往往是與其題材緊密相聯的,寫沿海題材和外國題材的作品充滿主觀熱情,傾于浪漫;寫重慶、成都等地題材的作品具備作家生活積累的優勢,傾于客觀寫實。”[20]《小人小事》客觀寫實的特點確乎較為明顯,不過還應該看到,巴金的浪漫情懷,并未完全隱遁,在以白描手法寫人寫事的時候,仍時有一種淡淡的詩意交織其間。

  在《女孩與貓》的首段,就描繪了“我”在可愛的桂林秋天的晚上,仰望星空的場景。“為了高空那些發光的世界,我居然站了兩個鐘點。”[3,9]這不由令人想起了康德,想起了他充滿詩意化的把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定律并舉的哲思!缎∪诵∈隆奉愃七@樣的描寫所在多有,即在喧囂的人事中,交織著靜謐的氛圍,使動中有靜構成了文本的顯著特色。靜謐氛圍的營造與詩意色彩的呈現,共同蒸騰出對于人生的哲理化思考,呈現出尋找精神家園的訴求。所以,《小人小事》既有客觀寫實的努力,亦彰顯詩與思的融合,這也是巴金自覺地在藝術方面淬煉升華的體現。

  “渴念著家卻也忍受不了家,是現代人的一種普遍心態。家,可解讀為事實家園,亦可解讀為精神家園。”[22]許多現代作家,對于故鄉恐怕都有一種如此獨特的感受。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從舊家庭中走出來的,滿懷對封建禮教糟粕的憎恨。然而,一旦在外漂泊久了,尤其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產生無法彌合的縫隙,他們便會產生尋找精神家園的沖動。此時,想到故鄉,似乎就像想到母親,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當他們返鄉之后,面對依舊閉塞而毫無改觀的文化氛圍,又多有失望之感。魯迅的《故鄉》,就是描寫作為游子的現代知識分子,在回到故園之后的巨大失望,從而進退失據的經典?梢哉f,知識分子一直跋涉于尋找精神家園的途程中!缎∪诵∈隆焚s續了魯迅《故鄉》尋找精神棲息地的傳統,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隱喻——從“五四”到1940年代,在通往現代化的歷程中,始終充滿艱難險阻。

  《小人小事》中的作品,除卻在成都創作的《豬與雞》、在重慶創作的《兄與弟》《女孩與貓》以外,在桂林創作的《夫與妻》、在貴陽創作的《生與死》,也可以從廣義上視為巴金在與故鄉距離不遠之處創作的歸鄉之作。巴金的歸鄉,是由于戰亂而迫不得已,在這一特定時刻回歸故里,會有一種別樣的家園之感。作為現代作家中猛烈抨擊舊家族文化的代表,巴金不會徹底改變對故鄉的不良印象。[14]不過,到了不惑之年,經歷了人生滄桑風雨,又會以一種較為沖淡平和的心態,來調整痛惡封建舊家庭的感受。所以,一種淡淡的詩意般的哀愁,間或滲入對于人生歸宿的思考,彌漫于《小人小事》的各個篇章,以致詩意與哲思交織,成為文本顯著的特點。

  《豬與雞》作于巴金的出生地成都。“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對我卻是陌生的,我出門十多年,現在從幾千里以外回來,在這里還沒有住上一個月。”[24]這種陌生感,當然不僅僅是由于離家時間長和到家以后時間短而產生的。從“我”的侄兒對待馮太太的不堪舉動,還是可以隱約感受到,巴金對于缺失人性的封建遺風,有著刻骨的厭憎。不過,不難看到巴金對于精神家園的渴求——在充斥全文的粗俗異常的喧囂對罵中,夾雜著一份悲憫情懷的書寫。如果世界有了愛的普照,美好的家園難道不會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宣揚愛的主題的時候,筆法便由火爆轉為冷靜,由寫實轉為抒情。從馮太太對于小豬的憐愛來看,一種凄清的詩意油然而生。小豬死后,馮處于無限的哀痛中,看熱鬧的人慢慢散去了,“夜掩蓋了她的影子。夜吞沒了她的聲音。”凸顯了馮的凄清落寞。而在隨后的文字里,表面上悲傷的氣氛有所緩和,內里卻有刻骨的哀愁:“這一夜又被日光驅逐了。以后我常?匆婑T太太在院子里用米或者飯喂那只唯一的小雞,有時也喂喂從屋檐上飛下來的啄食的麻雀。雞漸漸地長大了。它閑適地在天井里跳來跳去,但是總帶一點寂寞的神氣。”[25]馮的日常生活看似恢復,卻被一種更大的空幻所籠罩。小雞的閑適與寂寞,實則突出的是孤獨,而這種孤獨,是馮太太的,更是痛感心靈無法安頓的“我”的感受。

  馮太太走了,沒有了豬和雞,環境也清潔了。“只是我的房間在落雨時仍然漏水,吹大風時仍然掉瓦,飛沙塵。”[26]這句話作為全篇的結尾,雖然看似不經意,不用力,但卻意味深長。“我”雖然回到了故鄉,但是在這里,只有馮太太這樣潑辣的人,還葆有一份愛心。而周邊的人,包括親屬,都是那樣的冷漠無情。馮走了,喧囂暫時結束,表面上環境變好了,卻令“我”若有所失。漏水、掉瓦、飛沙塵,與其說是對苛刻的房主的批判,毋寧說是“我”內心不安的放大——故鄉本已令“我”陌生,當身邊唯一有愛心的人不在了,伴隨著平時看似搗亂的小豬小雞的消失,似乎人間應有的活力全都消失了,“我”的心靈家園也就此淪陷。在極為內斂含蓄的敘事中,“我”的失望和落寞躍然紙上。“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感,于茲而生。

  《夫與妻》的首段,與全篇以白描書寫丑惡世態的現實主義手法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充滿了濃郁的抒情意味。朦朧月光之下的暮秋夜晚,在一片靜寂中,“我”看著遠方朋友們的來信,朋友的面容似乎浮現在“我”的眼前:“他們親切地對我微笑,我的耳邊響起了輕微的腳聲。好像許多人向著我走過來。怎么,是朋友們的腳聲么?難道他們已經到了我的身邊?他們會跨過那么遠的距離來看我?我感到一陣驚喜。”[27]然而當幻覺消失時,外面傳來了一個女人尖銳的哭聲,和男人粗暴的責罵。在強烈對比之間,把世界需要愛的主題烘托出來。

  在結尾,妻子被各種勢力脅迫跟著丈夫回家時,“靜寂漸漸地向我走來,我覺得一股涼風從我的臉頰上掠過,我抬起頭看天空,未圓的月面上似乎罩著一層薄霧。我忽然打了一個冷噤。”這顯然預示著不祥之感。果然,當“我”準備回屋閱讀友人書信時,聽到了女人的哭叫。“怎么,那個女人又在吵鬧了?我調轉身朝門外看,但是除了一片朦朧月色,我什么也看不見。聲音不響亮,那些人應該走遠了。我站在門口傾聽片刻,也沒有再聽見女人的受了委屈后的哭聲。”[27]小說到此戛然而止,巧妙地收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朋友的信慰藉了“我”,成為“我”心靈家園的寄托。如此美好的感受,卻被無情的現實破壞了。而這樣的現實依舊會延續,妻子回家后,一定會受到暴力的摧殘。以寂靜收尾,有力地烘托了即將上演的家庭悲劇。由此也能看到巴金精巧的布局構思:小說開頭以詩意筆觸寫到的友情,看似閑筆,實則把友情泛化了,從廣義層面強化了人間真情的重要性。最后“我”的反應,就是對于無情世界的深深失望。

  《兄與弟》同樣在動與靜的參差對比中,寫出了人間慘劇以及“我”的深思。開篇交代,在經過了十天的陰雨之后,見到金色的陽光和蔚藍的晴空,“我”覺得非常爽快。接著寫到了工友住的木屋,也為后文埋下了伏筆:唐五哥就因為木屋質量不好倒塌而殞命。在主人公出場前,筆墨一直控制得非常沉穩,全力打造靜謐的氛圍:街上很安靜,“我也像呆了似地在窗前站了好一會兒。動的顏色在我的眼前繼續流過,可是我的眼睛什么也沒有抓住。”[29]可見,“我”只想捕捉安靜而美好的事物,從而過濾掉一切人間的不快。在兄弟倆開始短暫交鋒的時候,也不忘寫靜,“在高坡的上空懸著那個好像永遠不會褪色的藍天。迎面吹進來一陣微風,把那些咕嚕般的罵聲全吹走了。”到了晚上,天氣依舊美好。“我”睡得很早,“整個房屋靜悄悄的,老鼠的跑步代替了人的腳聲。”[30]直到這時,才正面寫兄弟二人的沖突?梢,前文一直引而不發,強化靜謐的氛圍,為后文的悲劇蓄足了力。就在這樣安靜美好的自然氛圍中,兄弟由爭吵而大打出手。這樣的參差對比,有力地傳遞給讀者這樣的信息:人們應該珍視和諧美好的生活,而遠離一切傾軋爭斗的行為。

  當唐五哥死亡以及其后的喧囂過后,開始強化“我”的感受。一陣涼風吹過,“我”脊背發冷,仿佛落進了靜寂的陷阱一般。“我”在想:唐二哥此時不知做著怎樣的夢,是夢著跟弟弟爭吵,還是想救活弟弟,抑或倒在弟弟尸首邊痛哭?巴金擅長寫“我”之夢,此處則突入到了他者的夢。萬籟俱寂之際,對于復雜的人心予以推究,頗有于無聲處聽驚雷之感。文本最后一段,又是具有強烈反差的書寫:“我越想越覺得心里不痛快,便下了決心關上窗戶,拉上窗簾,把月光也關在外面,然后轉過身向著我那張成了臭蟲的大本營的木床走回去,今晚我或者可以好好地睡一覺罷,我的心太累了。”[29]何以寧肯把象征著美好圣潔的月光關在外面?何以與咬人的臭蟲在一起,可以好好睡一覺,緩解心累?也許,外面的世界,想必與“我”的內心所寄望的,還是有太大的差距吧?也許,經歷了太多現實中的失望,美好的精神家園,只能由“我”自己在孤獨的無奈中建構吧?當然,這也只能墮入更大的虛妄。由《兄與弟》可見,“我”在為人類的傾軋而痛苦,更為自身靈魂的困擾而難安。

  《生與死》也是在與周遭環境的強烈對比中,強化“我”的“冷”感。在首段,交代了“我”與妻子生前的一面之緣:車夫找不開“我”的百元鈔票,是妻子含笑為“我”兌換了鈔票。這樣一件小事,結合他人對妻子的評價,印證了她為人的善良。雖然此文的重點,在于書寫丈夫為妻子做法事的種種細節,以及眾人的反應,以此批判人的表里不一、冷漠無情,但與妻子僅有的一次交往,還是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當看到妻子遺照,在烏煙瘴氣的法事中出現,“我想到換錢的事,心里也有點不好過,好像誰潑了一盆冷水在我頭上似的,我打了一個冷噤,我連忙調轉身子。”[16,29]這充分顯示了一位善良女子死后,成為封建迷信犧牲品以及眾多看客消費品的悲劇。“我”對于妻子充滿了人道主義同情,并對殘酷的世界充滿憎恨,但是又感到很無奈——即便調轉身子不愿看到,終究還是改變不了現實。

  《生與死》寫的也是日常生活。不過,生與死這樣的人生大問題,顯然又非“小人小事”。巴金在尋覓精神家園的途程中,想到了人的生存的意義,以及最終歸宿的終極問題。其實,在五篇小說中,人的生存境遇,包括人與動物的生與死,一直是巴金的思考重點。“所謂‘小人小事’,并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33]《小人小事》后記中,這好像自謙的話語,結合巴金曾對這些作品明確的欣賞態度,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這恰恰可與其他很多場合,巴金對自己作品表示不滿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不知巴金欣賞這些“小人小事”,是否就在于以既樸實無華,又飽含詩意的風格,傳遞出深邃的人生哲理?他是否認為這些作品,才真正達到了自己心目中內容與形式較為完美的統一?

  巴金的《小人小事》既延續了對于博愛與悲憫的書寫,又有新的創獲。他對包括《火》在內以宣傳為特色的抗戰作品不滿,可以說是對于藝術介入現實的界限問題有了自覺的認識——小說畢竟是小說,而不是抗戰理念的傳聲筒,應以其獨特的力量潛移默化地打動讀者!缎∪诵∈隆纷蠲黠@的特點,就是消弭了直白的議論、造作的抒情,把憂國憂民的情懷隱藏在含而不露的書寫中。與此同時,文本因為充滿了眾聲喧嘩的復調特征,而明顯有了更多的張力。在冷峻的現實主義敘事中,亦不乏詩意與哲理的巧妙融合,對于精神家園的探詢,構成了五篇小說的內在追求。“最好的和我們最喜愛的作家就是那些能在我們的精神中同時激起盡可能多的感覺的作家。”[34]這也許是巴金在《小人小事》中所追求的。他超越了抗戰文學題材、主旨、藝術方面較為單一的“差不多”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自我寫作的蛻變,也昭示了個人在1940年代創作的走向。從《憩園》《寒夜》等名篇的風格,都可看到《小人小事》的影蹤?傊,“小事”不小,內蘊著大氣象,不可小視《小人小事》在巴金總體創作中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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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短篇小說集《小人小事》,1943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包括《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均作于1942年)三篇小說,在此后的版本中收入《生與死》(1944)、《女孩與貓》(1945)兩篇小說。本文所依據的是收入《巴金全集》第11卷(1989)由以上五篇小說構成的《小人小事》。

作者單位: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
原文出處:石健.巴金《小人小事》探微[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21,40(01):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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